（1）相约自杀。即二人以上相互约定自愿共同自杀的行为。如果相约双方均自杀身亡，自不存在犯罪问题：如果相约双方各自实施自杀行为，其中一方死亡，另一方自杀未得逞的，未得逞一方也不构成犯罪；如果相约自杀，由其中一方杀死对方，继而自杀未得逞的，对杀死对方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，但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。如果相约自杀的一方为对方提供自杀工具，则属于后述帮助自杀的行为。
（2）引起他人自杀。即行为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引起他人自杀身亡。第一，正当行为引起他人自杀的，不可能构成犯罪。第二，错误行为或者轻微不法行为（如一般辱骂）引起他人自杀的，也不成立犯罪。不能因为引起了他人自杀，就将其错误行为或者轻微不法行为当做犯罪处理。第三，严重不法行为引起他人自杀身亡，将严重不法行为与引起他人自杀身亡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，其法益侵害达到犯罪程度时，应以相关犯罪论处。如诽谤他人，行为本身的情节并不严重，但引起他人自杀身亡，便可综合起来认定行为情节严重，将该行为以诽谤罪论处。第四，犯罪行为引起他人自杀身亡，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的，应按该犯罪行为定罪并可从重处罚。例如，强奸妇女引起被害妇女自杀的，一般以强奸罪从重处罚，但不能认定为强奸致人死亡。也就是说，自杀身亡一般不可能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。第五，少数加重结果包括了自杀身亡的，应按照结果加重的法定刑处罚。例如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自杀的，应适用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。虐待行为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杀的，属于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“致使被害人……死亡”。
（3）教唆或帮助自杀。教唆自杀，是指行为人故意采取引诱、怂恿、欺骗等方法，使他人产生自杀意图。以相约自杀为名诱骗他人自杀的，也是一种教唆自杀的行为。帮助自杀，是指在他人已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，帮助他人自杀。我国刑法对杀人罪规定得比较简单，没有将教唆、帮助自杀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。在这种立法体例之下，是认为教唆、帮助自杀的行为根本不成立犯罪，还是认为教唆、帮助自杀的行为成立普通的故意杀人罪，涉及诸多问题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形式上的教唆、帮助行为，具有杀人的间接正犯性质时，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。首先，欺骗、唆使不能理解死亡意义的儿童或者精神病患者等人，使其自杀的，属于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。其次，凭借某种权势或利用某种特殊关系，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心理强制方法，促使他人自杀身亡的，成立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。例如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、散布迷信邪说，指使、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行为的，邪教组织成员组织、策划煽动、教唆、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杀的，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最后，行为人教唆自杀的行为使被害人对法益的有无、程度、情况等产生错误，其对死亡的同意无效时，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。例如，医生对可能治愈的患者说“你得了癌症，只能活两周了”，进而使其自杀的，对医生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。此外，对自杀者负有救助义务的人故意不予救助的，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。
对于不具有间接正犯性质的教唆、帮助自杀的行为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处理。中国人的自杀不是厌倦生活，更不是行使自由，“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，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”。在西方，人们面对他人自杀会问“为什么”;在中国，人们更关注“谁逼他自杀”，“谁应该对此负责”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的自杀一般不是一种主体性行为。在此意义上说，司法实践的上述做法具有妥当性。但是，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，所以，刑法理论必须寻找处罚教唆、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根据。
